解决碳排放的外部性问题，一定需要实现碳排放社会成本的内部化。实现碳减排过程中，碳市场是将社会成本内部化更有效率的机制安排。但真要实现这一目的，整个市场机制的设计很有讲究，显然目前的碳市场还未达成目标。
即界定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将碳排放的外部性通过价格内在化，使得原本隐性的社会成本转为显性的生产成本，进而促使生产主体降低排放动机。
国内相关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研究集中于贴现率的分析，但是缺乏专门计算中国碳排放社会成本的论文。中国的碳排放社会成本计算大多参照国际标准（见下表1），国内实际成交价则处于35-45元/吨，而欧洲国家的成交价已经突破90欧元/吨。中国与发达国家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差距说明了发展阶段的差距，也说明了中国选择了比较温和的转型路线。
5）驱动全社会碳减排，大幅减少碳减排政策运行成本。碳排放强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生产企业将直接承担碳抵消费用。系统一开始运营，所有社会组织和消费者都被驱动进行碳减排。运营效率高、政策执行成本低。
3.在垄断情况下，随着碳排放成本增加，零售商和消费者的运输成本变得更高，总社会福利降低。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社会福利也可能随着碳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原因如下：第一，碳成本的增加可能会减少市场上的零售商数量。这将使运输系统更加集中，从而减少排放；第二，它将降低市场竞争强度，零售商的总利润的增加大于消费者效用的减少。因此，当碳成本处于较低或中等水平时，碳成本的增加可能会增加社会总福利。
其次，受到经济激励、减样成本相对较低的企业会率先进行减排，并将多馀的碳排放权卖给减排成本相对较高的企业并获取额外收益，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碳排放权来降低碳排放达标成本，
在他看来，未来所有碳排放相关的企业将面临碳成本以及碳收益的问题。碳排放做得不好的企业会增加经营成本，碳排放做得比较好有贡献的企业将获得额外的收益。
随着国家新《环保法》、新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对钢铁行业环保监管力度和监控标准不断提高。同时，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背景下，提高碳排放成本、降低碳排放将是大势所趋。加之社会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对钢铁行业的环保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的环保治理成本面临继续增加的风险。此外，公司也面临环保设施故障、污染物外泄等环保事故产生的环保风险。
市场机制是以经济杠杆撬动碳排放单位主动减排，通过市场手段降低社会综合减碳成本，以支持脱碳目标实现的机制。主要工具包括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价格等。
众所周知，2020年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做出了碳中和的重大决策，提出了3060年的目标。这里的关键是减少碳排放。我们知道，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性，即碳排放企业或单位没有为其排放的碳支付成本，因此其碳排放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在金融方面能做的就是减少这种负外部性，逐步降低绿色溢价。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加强信息披露。通过加强信息公开，让社会知道谁在排放碳，排放多少，逐步认识到谁排放碳，谁就要承担排放碳的成本，从而降低绿色溢价，让我们的绿色能源和清洁能源更便宜，让企业和家庭更愿意使用绿色产品。
当前，在国家“双碳”战略推动下，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加快了低碳转型的步伐，物流业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是碳排放大户，是全社会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低碳转型，节油先行。燃油成本的降低，不仅能提升企业的成本竞争力，还充分响应了国家“双碳”战略。
童甫介绍：纳管企业的诉求多是研判、分析碳减排的潜力成本，希望算好“经济账”，比较节能减排成本和配额碳市场排放价格的关系，再确定如何履约。非纳管企业则多是响应其所在行业，想要加强碳排放的管理能力，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的强度。
企业供应链80%的价值是深埋在供应链规划决策中的。针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决策，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影响，当企业供应链网络确定下来之后，企业的大部分供应链成本也就随之决定了。同样的，上述问题的决策也会产生相应的碳排放影响，企业供应链大部分的碳排放量，也会随着供应链网络规划决策的确定而确定下来。企业供应链成本与碳排放的优化不应当是相对立的，节能减排也不应当以影响企业成本和利润为代价，如何平衡企业经营绩效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轮胎企业而言，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上线，设备老旧的轮胎工厂会面临因环保问题或者碳排放超标后无法正常生产的问题；产品设备以及环保要求提高，投入成本加大；碳排放较高的企业则需购买碳排放指标，增加企业成本。
实现“3060”目标内容有很多，内涵非常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减少碳排放。在易纲看来，难点之一在于要逐步降低绿色溢价。当前绿色能源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易纲认为，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渠道是要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
中国成立了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实现碳排放权的买卖、交易和转让；通过制定碳配额分配方案，将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行业和企业。同时，中国在探索建立碳定价机制，对碳排放施加经济成本，以鼓励减排和刺激低碳发展。
碳交易所的目标是通过市场化的碳价去影响企业的成本，碳价越高碳排放量就会越少。部分参会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碳价提升，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当企业的利润减少甚至亏钱之后，就会主动减产，从而降低碳排放。
实现化石能源碳排放成本“内部化”的主要经济手段是“碳定价”。明确的碳定价方式有两种，一是碳税，二是碳排放交易市场，即“总量控制与贸易”制度。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本质是通过限制排放总量和每个碳排放主体的排放限额使“排放”具有稀缺性，进而通过市场交易发现“碳价格”。这一制度因碳减排的效果明确（排放总量逐年递减）、实现机制灵活（市场化减排），受到了众多国家的青睐。但为避免“碳排放成本”影响本国高碳产业的竞争力，欧盟ETS一直通过给这些企业发放免费配额的方式，防止它们“迁移”到其他没有碳价或碳价更低的国家，进而导致“碳泄漏”。
再来看一下燃机另外一个特性低碳清洁，以化石原料为原料的发电企业当中，燃机是排量最低的，燃机的排放基本上是可以下降45%-60%，排放会大幅下降。同时燃机可以帮助降低碳排放，未来如果说氢的价格和量足够好，燃机是可以实现的，它可以成为一个零碳的东西。燃机发电如果我们要把碳排放的成本一块儿加入，这个就不一定了，我们看它的场景，在中国现在碳排放成本、碳交易成本还比较低，大概在50元人民币，但是在欧洲已经是56欧元，碳排放的价格是300块钱一吨，各位可以看到煤电的碳排放成本会增加0.25/年。如果把相应的燃料成本发电成本价上面，这两个路径相当，但是可持续性效应和环保效益，比天然气发电和燃机发电会好很多。
碳交易，即“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在一定管辖区域和一定时限内，设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及各排放主体合法的排放权利，一定的排放权利对应相当的碳排放配额，配额像普通商品一样在市场上交易。这样一来，企业超额完成减排任务后，可以将剩馀的碳排放配额卖出来获取收益。这样的市场化方式，可以激励企业改进生产、转型升级，降低社会整体减排成本。
一是为企业节省成本，降低碳排放，磁带存储帮助企业降低90%功耗，也就意味着碳排放减少90%，符合低成本要求和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节省至少80%成本，也可以实现冷数据云的存储；